最近,联合国一场看似平常的反恐会议,因为中国代表的一句线日,在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,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代理副秘书长亚历山大·祖耶夫,用英语、俄语、法语和西班牙语四种语言通报了情况。他讲完后,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紧接着发言。孙磊大使没有直接讨论反恐议题,而是平静地指出,刚刚的通报没有使用中文,他期待下一次通报时,能够听到中文版本。
这个要求,瞬间让许多关注国际政治的人嗅到了不寻常的信号。它远远超出了“哪种语言更方便”的讨论,变成了一面镜子,照出了联合国运行了80年的、一些人们习以为常却不尽合理的“老规矩”。这就像在一个重要的家庭会议上,明明规定每位成员都可以用母语发言,但总有人习惯性只用某一种语言,而其他成员的声音被无形中边缘化了。中国这次,就是那个站出来提醒大家“规矩是给所有人定的”成员。
联合国一共有六种官方语言: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。所有正式的决议、法律文件,都必须以这六种语言发布,这看起来非常平等。但问题出在日常工作和会议上。大量的内部沟通、文件起草、非正式磋商,甚至像祖耶夫副秘书长这样的情况通报,长期以来主要使用的就是英语和法语。英语,尤其是,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。
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?它的根子扎在历史里。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,那时美国是超级大国,英国、法国是拥有广大殖民地、影响力遍布全球的强国。联合国最初的框架和规则,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主导设计的。英语和法语的主导地位,就是那个时代力量格局的直接产物。后来,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,但美国变得更加强大,从二战后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到冷战后的“单极时刻”,美元、美军和美式文化席卷全球,英语也随之稳固了其“世界通用语”的地位。在联合国,这就形成了一种“英语霸权”——它不仅是一种工作语言,更是一种隐形的权力。能用英语流畅辩论、起草文件的人,自然在议程设置和规则解释上占有先机。
相比之下,中文在联合国的路,走得曲折得多。中文确实是联合国的创始官方语言之一,但在1971年之前,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是由台湾当局窃据的。在那段时期,中文在联合国的使用频率极低,几乎被束之高阁。1971年10月25日,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,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,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,走进联合国大楼只是第一步,让世界听到中文声音,是更实际的一步。
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后,坚持在所有重要场合使用中文发言。每一次发言,都伴随着同声传译将中文译成其他语言。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宣告。1973年,在中国等国的推动下,联合国大会正式将中文列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。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,意味着中文在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,获得了与其他五种语言平等的法律地位。
然而,法律上的平等,并不等于实际使用中的平等。根据联合国自己统计的数据,在恢复席位后的几十年里,中文在联合国日常会议和工作文件中的使用率,长期低于3%。至于用中文起草的初始文件,占比连1%都不到。联合国内部大量的秘书处职员、法律顾问、翻译编辑岗位,长期由英语或法语为母语的人士担任,整个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文书文化,都深深打上了盎格鲁-撒克逊或法兰西的烙印。中文,更像是一个“陈列品”,在最重要的正式场合被郑重地使用,但在真正产生影响的日常齿轮运转中,声音微弱。
这种局面,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。截至2021年底,全球已有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,学习中文的人数累计接近2亿。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,如教科文组织、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民航组织等,其中已有10个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。中文在国际交往中的实用价值和文化吸引力与日俱增。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,它的日常存在感却依然薄弱。这背后,是旧的权力结构不愿轻易改变惯性的现实。
与此同时,联合国自身正陷入深刻的危机。最直接的危机是财政。联合国及其维和行动的运转,依靠会员国缴纳的会费。但头号缴费大国美国,却长期、故意地拖欠巨额会费。根据联合国秘书长2025年度的报告,美国拖欠的联合国常规会费和维和摊款总额,累计已超过15亿美元。这笔巨款足以让联合国多个机构发不出薪水,让多项维和行动难以为继,甚至一度面临停摆风险。美国一方面拖欠会费,另一方面又频繁利用其影响力,在联合国推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议程,甚至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等重要机制。这种“既要权,又不愿尽责”的做法,被许多国家批评为“德不配位”。
就在美国拖欠会费,导致联合国捉襟见肘的时候,中国在2025年1月,按时、足额、无条件地缴清了当年度的全部联合国会费。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近年来持续上升,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。中国不仅交钱,还派出了最多的维和军事人员,参与了最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。责任和义务在增加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国代表在2026年2月4日的那句“期待下次用中文通报”,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偏好问题,而是一个象征:中国要求在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中,获得与其承担责任相匹配的、实实在在的“存在感”和“平等感”。语言是权力的外壳,使用中文的权利,关乎中国意见能否被准确理解,中国方案能否被完整表述,中国的文化视角能否被平等纳入讨论。
中国的行动不止于语言。在缴清会费的同时,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多个场合,系统性地提出了对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改革要求。这些要求具体而直接:第一,要求提高工作效率,减少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,让这个庞大的国际机构能更敏捷地应对全球危机。第二,要求增加透明度,特别是在人事任命和采购程序上,确保公平公正。第三,也是最具突破性的一点,中国明确提出,要改革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构成,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、特别是非洲国家职员的比例,打破高级管理职位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。
中国甚至还提出了一项震动各方的具体建议:对于那些长期、恶意拖欠联合国会费的会员国,应考虑依据《联合国》第十九条,暂停其在联合国大会的表决权。《联合国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,凡拖欠财政款项数目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数目总和的会员国,即丧失其在大会的投票权。这条规则过去极少被严格执行,尤其是对大国。中国此刻重提此条,被外界视为一种明确的施压,旨在推动所有国家,特别是大国,遵守共同的规则,承担平等的责任。
这一系列举动——从要求中文平等使用,到带头履行财政义务,再到提出系统性的机构改革方案——并不是孤立的。它们传递出一个连贯的信息:中国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“参与者”或“出资方”。它正在依据自身增长的实力和贡献,主动要求重塑联合国内部的游戏规则,使其更加公平、透明和有效率。这不是要推翻联合国,而是希望这个最重要的多边机构能够线世纪的世界格局,而不是停留在20世纪中叶的权力分配阴影下。
多语言制度,是联合国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基石。提升中文的使用,从技术上讲,能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文使用者,更直接、更准确地理解并参与全球治理进程。从政治意义上讲,它是对单一文化霸权的一种平衡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曾多次表示,联合国的活力在于其多样性。但当这种多样性在日常操作中被无形过滤时,所谓的“包容”就打了折扣。
因此,2026年2月4日安理会会场里的那句提醒,就像一个扳手,轻轻卡进了联合国运行多年的齿轮中,发出了一个要求校准的声音。这个声音的背后,是持续增长的国家实力,是逐年增加的财政贡献,是遍布全球的发展项目,也是日益清晰的多边主义主张。它提醒所有人,联合国成立的初衷,是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,一律平等。而当世界的重心正在发生转移时,这个最大国际组织的语言、规则和权力结构,是否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,以实现真正的、实质上的对等。